“理论是灰色的，而生活之树常青。”这是歌德在《浮士德》中的一句名言，道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微妙关系。我在六十载的人生里，见证了许多时代的变迁，也亲历了农村大集体的兴衰。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村子里实行的是公有制的大集体生产模式，那时候我们每天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虽然辛苦，但也充满了希望。然而，跟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看似无比优越的经济模式也逐渐显现出其不足之处。
大集体生产模式的理论基础在于公有制，即土地和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，农民共同劳动，共享成果。这在理论上确实可避开贫富差距过大，实现社会公平。然而，真实的操作起来却远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在大集体时期，我所在的村庄为了更好的提高粮食产量，大家齐心协力开垦荒地，修筑水渠，使得原本贫瘠的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。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资源的有限性，问题也随之而来。每个人的努力程度不一，有些人偷懒，有些人为此付出更多的汗水，却收获同样的回报。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，表面上看起来公平，实际上却打击了人们的积极性。正如一头牛在耕地时，如果知道无论它多努力，最后都只能吃同样多的草料，那它又何必卖力呢？
除此之外，大集体生产模式还存在着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。在那个时代，农业生产计划由上级统一制定，缺乏市场导向，导致很多资源被浪费。比如，我们村里种了很多玉米，但市场上并不是特别需要那么多，结果造成了大量的积压。这种一刀切的做法，使得很多农民失去了自主选择的机会，只能被动接受分配的任务。在一次春耕时节，我亲眼目睹了村民们因为种植任务过重，而不得不放弃自家的菜园子，改种上级要求的作物。结果，许多家庭连日常所需的蔬菜都无法自给自足，生活变得愈发艰难。这样的情况，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品质，也削弱了他们对集体的信任感。
再者，大集体生产模式下的决策机制也有一定的问题。在集体内部，决策往往由少数人做出，大多数人只是执行者。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，易引起信息传递不畅，决策失误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村里决定大规模种植棉花，结果由于天气原因，收成惨淡，很多农户因此蒙受损失。事后反思，如果当时能够更多地听取农民的意见，或许就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。这就像是一群人在做游戏，而游戏规则是由一个人单方面制定的，其他人只能跟着走，这样很容易出现不公平的现象。
然而，毋庸置疑的是，大集体生产模式也有其积极的一面。它强调集体的力量，倡导互助合作的精神，在困难时期，能够凝聚人心，共渡难关。尤其是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年代，大集体的团结力量使得我们也可以更快地恢复生产，重建家园。例如，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，我们村里的大集体迅速组织起来，开展自救互救行动，大家不分彼此，共同应对灾难。正是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，让我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。此外，大集体生产模式下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相对均衡，村民们能够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，这对于提升整体生活水平是有益的。
但是，随时代的进步，这种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。市场经济的发展，要求资源配置灵活性更好高效，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需要得到充分的发挥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在保持集体精神的基础上，引入市场机制，激发经济活力。如今，我所在的村庄已经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，农民能够准确的通过市场需求自主选择种植什么作物，这大幅度的提升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。同时，政府也在逐渐完备社会保障体系，确保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。这些改革措施，使得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总之，公有制的农村大集体生产模式作为一种经济模式，虽然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优越性，但在真实的操作中却存在诸多问题。我们应该客观看待其利弊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，不断探索适合新时代发展的农村经济模式。无论是过去的大集体还是现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产物，我们该从中汲取智慧，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。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，我们应该更多地倾听农民的声音，尊重他们的意愿，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完成乡村振兴的目标。
全世界各国或多或少都有农业，管农业的和从事农业的人不少，聪明人肯定多，信息也不封锁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一个公有制下的农场有成功的案例，失败的比比皆是：老大哥失败、小老弟挨饿、我们自己饿死人。
集体力量大，是当时的口号。经过实践检验，确实存在不少问题，最主要的是做了不少无用功。地就那么多，本来50个人能干的活，用了200人做，浪费了人力，本来用50天干的活用365天干，浪费了不少时间，地的产量是有限的，就那么多。分给个人干，自己家里就会节约人力，时间，剩余人力和时间就可以搞副业，做生意，有的农民企业家生意做到海外去了。能增加收入。
要想集体化，就要走新疆建设兵团的模式。原样的集体模式，贫穷饥饿照样泛濫。
